Blog Entry: 四年級部落格 ID: 576725

2007/12/17

建中國樂社

本文在新浪的網址  http://blog.sina.com.tw/grade4/article.php?pbgid=15096&entryid=576725

2005, 12, 11 台北
建中國樂社演奏      (北一女版)
建中國樂社演奏      (建中版)
    後排左起:王繼勳、陳開憲、陳良基、陳永隆、林偉雄
    前排左起:黃信健、呂百理、沈 冬、顧蘭君、姚一民、宋晏仁、黃宏斌
    小城故事
    喜洋洋 
    Behind the scene


建中國樂社與我
孫新財 2000/07/21



民國五十四年,我還在台北市立大同中學準備畢業考時,楊作仁老師指導的大同中學國樂團,在我班教室隔壁練習。當時也不到十個人吧!正在演練〈蘇武牧羊〉。老實說,程度當然是不怎樣,但是竟能「教木頭唱歌」,實在已很令我這個音樂成績老在及格邊緣盤旋的人,羨慕不已!不過當時因為已行將畢業,自不能參加國樂團了,卻當下就已下定決心、立定大志-考上高中以後,也「玩玩」中國樂器。

皇天不負,高中聯考總算讓我僥倖擠上了建中之門。還在新生訓諫時,當時的訓育組長(大胖趙根樁),大鬍子兼大嗓門,在台上就不斷吹捧,建中課外活動之成就。

橄欖球連得十九年得冠軍,號稱建中精神,自不在話下。且光武術社,就有國術、摔交、柔道、空手道……。總之,是「您要什麼,就有什麼」,呼籲新生們,請大家現在就選填社團,出來領社團申請表。

只見眾生新生,你觀我望,一時竟無人出列。我則因少得「志」,一馬當先,出列領表。

趙組長順便問了一句:「你參加什麼社團?」我答曰:「國樂社。」他說:「哎呀!我們沒有國樂社!」頓時引起哄堂大笑!(全校只有我一人報名,偏偏還就那壺漏,提那壺。原來也不是要什麼,就有什麼;而是有什麼,就要什麼吧!)

只聽趙組長大喝一聲:「有什麼好笑?看著好了,建中,馬上就成立國樂社!」

開學沒多久,訓導處就傳來一張條子,叫我去找趙組長。一見趙組長,他二話不說,拿出了一份名冊,大約有二十幾個人吧!說道:「孫新財,你是建中國樂社第一任社長,把你的團員找來,希望下個月就能開始活動,校慶的時候就要表演一個節目!」

所以我這個建中國樂社的第一任團長,並不是「民選」的,也還十足是「官派」的!

他還告訴我怎麼樣去找經費與老師。上年畢業班作紀念冊,還剩五千元,趙組長給了我畢業班代表在新店的地址,要我聯繫他把餘款捐給國樂社。救國團部的幼獅國樂團,則就在我母校大同中學旁,要我想辦法去請個教練來。

當時通往新店的鐵路剛拆,我還記得是走路到新店,找到畢業班代表的。

他一口應允五千元可以捐給學校,但「只能買樂器成立國樂團,不能移為他用」。以後雖經過一點周折(製作紀念冊並未有五千元的結餘),但在校方支持補助之下,國樂團還真確實添購了五千元(當時月薪才一千多元)的創團設備:櫥櫃一個(五百元)、台製胡琴十把(共八百元),除高、中、低等聲部移調樂器,暫時未買之外,一般主奏樂器,如古箏、揚琴、琵琶、三弦、阮咸、笛、鑼鼓等,可還「真有一套」。

教練則由幼獅國樂團的副指揮,曹乃洲老師擔任(他現已在實驗國樂團秘書任內退休),當時一個月的教練費雖只有三百元,但他還是自費請到幼獅同事許輪乾(也是建中前校友,現已退休,任中華民國國樂學會總幹事),及吳武行(當時任職於建中對面的藝術館,現已退休,現任國樂學會常務理事)幫忙。還在台大就學的陳裕剛(後曾任藝專國樂科主任及實驗國樂團副團長兼指揮)則也曾偶來代課。

三十年前的台灣國樂界資源非常貧乏。大陸樂器當然不能進口、沒有中樂書籍曲譜(唯一的半業餘國樂團,中廣國樂團所創編的新譜,不准外流)、沒有唱片(女王唱片公司老闆,就因盜版大陸平劇、國樂而坐牢)。教練自己也沒有資料,當然也就教不出什麼明堂兒!

我們初期就只能演練一些抗戰時期,現代國樂團剛成型時,中央廣播電台音樂組創編的幾十首齊奏曲與民間曲,如《萬壽無疆》、《民族曙光》、《金蛇狂舞》、《新年樂》、《將軍令》之類。我自己到幼獅國樂團練習,偷抄到的一些曲譜,如《花鼓舞曲》、《柳岸花明》、《江干夜笛》就拿回學校油印給大家(此譜集,我到現在還保存著,因為當時這是很珍貴的)。

後來就多偷錄短波上大陸國樂的名曲,如《三門峽》、《馬鞍山》然後自己聽寫記譜演練(當時的戲稱,是拜「錄老師」學藝)。
因此,在那個時代學國樂的人,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幾本自抄的(當時還沒有影印機)樂譜秘本。但這可都是「匪曲」,是絕對不能公開的,只能交換抄寫,非熟識的人,絕不可能無條件借抄。因為連貴為藝專校長、藝術館館長、市交指揮的鄧昌國,也只因用小提琴演奏了一首,山東箏曲改編的《漁舟唱晚》還挨告,棄職丟官呢!「思想有問題」在當年,可是白色恐怖時代的大罪,所以那時的僑生既能公然帶大陸書譜、樂器來台,而無此之慮,自然就變成國樂界的驕子了!

當時台灣製的樂器音質不良,也是到現在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。我最近才有幸到上海的民族樂器一廠,及樂器陳列室去參觀。據資料顯示,它由八十六家民間樂器製作坊合併而成,光是製絃部門,就有幾十架機床。幾十年來對樂器的研究改良,更是成績輝煌。其銷售量已是全世界民族樂器之冠,因此售價也極其便宜。

而台灣本就是中原音樂文化的邊陲,少數幾家民間家族式傳承的樂器廠,單打獨鬥的生產方式,又何有及之的可能呢?(兩岸開放後,失去了貨多及價差上的優勢後,台製樂器廠,多數倒店關門)

當時我們所用的,就是八十元一把,蠶絲絃的蛇皮黃木胡琴(大陸用紅木蟒皮,銀絲絃)。拉中把位已很勉強,拉到下把位音質就變得沙啞,音量小則更是它的致命傷。

我主修的揚琴,問題更大。當時大陸已有十二絃六橋的滾軸微調轉調揚琴,但台灣直到民國七十三年(我考進台北市立國樂團已五年)以前,則仍只有九絃兩橋的傳統揚琴。不但無法轉調,且連一個調都調不準(因揚琴一弦有兩音,所以左邊調準後,右邊就必不準!)。

台灣也不會作國樂笛子(民間的勻孔笛,採七平均律,與國樂所用的西洋十二平均律制不合),更不會作轉調套笛,所以須用全按E的梆笛,來吹奏董榕森所創作的梆笛協奏名曲《陽明春曉》,當時全台灣能排演的人,僅屈指可數。

總之,我們當時所用的樂器,品質之差,絕非現在的國樂人所能想像的(這類民間樂器,現在反成了稀有品種,博物館都不一定有藏!我倒保留了一部份,在樂器展覽會上非常受歡迎!)。

新成立的建中國樂社,用這種現在看來極粗糙的樂器,每天中午就在教授辦公室,或升旗台前的台階上,自行演練起來。

惟我們的條件雖差,大部份核心團員的學習熱誠,卻異乎尋常的熱情。後來有了專用樂器室後,有時連自習課,甚至下課十分鐘也齊聚一堂。簡直就是以社為家。所以彼此認識很深,感情很好。

當時一般社會,尤其是天之驕子的建中學子們,對落後之中國音樂的嚴重歧視,更是我們因傷感而益加發憤團結的動力。我們在校慶中的演出,即使臨時配加幾個麥克風,與管樂團、爵士樂團相較之下,音量還是很小,而樂器音質又本就極差,再加上我們又學藝未精,往往一出場(甚至還未出場)就噓聲不斷。

但是我們深信,這並非中國音樂本質如此。李小龍說:「不管什麼拳,打得不好,都是軟綿綿的!」我們深信只是我們自己還不行,而並非國樂本身落後,不值得學!(若我們沒有聽過女王唱片盜版的大陸國樂唱片,相信我們的信心是不會這麼堅定的!)就算真是國樂不行,那我們中國人也該自己負起責任來。我們既已犧牲形象,身體力行,已為中國音樂親自肩負應盡的責任,投下心心打拼,在此過程中,有所挫折,又有什麼好丟臉呢?當時不因氣餒而離團的老戰友們,大都有這種慷慨激昂的雄心壯志,否則在那種屈辱的待遇與環境下,是不會留得下來的!

我個人更受了中國第一個愛國音樂博士,《中國音樂史》作者王光祈的影響。他認為,救國強種不只在於「船堅炮利」,「文化」尤其是「音樂文化」也是國勢之本。而身為黃皮膚的中國人,無論把西洋音樂奏得多好,對我們的音樂文化,在世界樂壇上的地位,是沒有多大助益的。

他又有,認為音樂不只是一種「技術」,也是一種「學術」的觀點。這種思想,影響了我後大半生,近三十年來的志趣與性向,遂使我與中國音樂結下了不解之緣,這是後語。

當時與我同屆的夥伴們,記得的還有葉其中、呂大陸、張仁學、唐新民、熊耕良、王自存、呂正理、唐文忠、張大立、李志龍、徐萬伯、林谷芳...等。我二年級時,才又有一年級新生,李時銘、高志賢、劉啟明、李錫堤、陳志良、武又林、鄭麟哲、陳慶燦、張華克、叢新民、陳文進........,及三年級之陳端安、史庭輝、姚能信、談駿逸、林聖富、高宗銘等六位學長的加入。

屈指算來,建中國樂社成立至今已三十三年,參加過建中國樂社的學弟想來也應在六百人的數倍以上,但目前仍留在國樂界,
能與眾多專業科班畢業生並列,甚至在國樂界揚名立萬,或居於重要地位,最少也桃李滿門的,如
李時銘:前北市國,實驗國樂團指揮
林谷芳:前民族音樂學會會長
李志龍:華聲社團長
陳端安:前藝專技術教練
陳慶燦:禪藝琴社負則人
張華克:琵琶文板十二曲譯譜者
張大立:改良笛創制者
孫新財:前北市國演奏組主任
中華國樂學會副理事長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則無一不是出身於此條件最差的頭三屆內。

這種結果誠非偶然,與當時吾儕之環境背景、資源條件極差,反而有助於吾人之有志於中國音樂之改良推廣發展,有絕對之關係。

當年,我輩之學習國樂,均身兼有一自負的「使命感」,而與後學及一般「玩」物,甚至喪志者絕不相同。以致甚且不務各人之「正務」,而投身此一了無名利可追的事業中,盡瘁無悔。

以國樂團為重心的三年高中生涯,就在志同道合的夥伴們分道揚鑣聲中結束了。

但我建中畢業後,即蒙業師曹乃洲老師的推薦,回母校擔任指揮,率領建中國樂社參加了音樂比賽,贏過了當時號稱永勝的成功中學國樂團,獲得了第一名。第二年又再度擊敗了成功中學,連續獲得兩年的第一名。

說來也奇怪,自從我離開母校國樂團後,三十年來,建中國樂社也就再也沒能贏過成功國樂團了。(近來,遇到當年的手下敗將,他們還特提出此事,並以此為榮。可見他們對當年之敗,是如何的汲汲於雪恥的!)因為成功國樂團在傳統上是由校方出面領導組隊的;建中國樂社則向來只是一個學生社團性質,無論歷史基礎、設備、出勤與紀律,原都不足以與成功國樂團較量之故。

但我率領的頭兩次比賽,初生之犢卻能一鳴驚人,這與當年的成員,深蒙我們這些學長的精神感召,與三年來我輩在校的成果累積有關。

挾著優勝餘威,建中國樂社又在學校對面植物園內的藝術館,舉辦了一整場的國樂演奏會。這在當時還是無任何業餘國樂團,
尤其是高中國樂團所能做到的!(當時台灣還沒有專業國樂團!)三十年後今天,設備條件遠超當年的建中國樂社,也少有這種風光。由此,可以想見當年建中國樂社實力的雄厚了!

多年後,當年的老同伴聚會,還打趣說:「我們孫『大』團長,當年可是亂有權威,說一不二。到鐘就開練,誰敢遲到缺席?」

回想起來,我這個小團長,在團務方面可還實是巨細靡遺,真可謂是宵旰忠勤。舉凡是樂器保養、譜務管理、指揮訓練等,均一手兼辦,以是才能累積權威而號令嚴明。哪像是現在的國樂團,樂譜滿地,且無一健全隨即能用的套譜,譜架是各個遍體鱗傷,樂器不是缺絃缺碼就是連「品、格」都沒了,練習時若非三請四請不到,就是到了也要遲到早退,(否則豈能顯出主將的大牌?)。事到臨時(比賽),才燒香拜佛(集訓),像這種品質,又能拿什麼去跟人家比賽呢?

我常說:「一個有紀律的樂團,技術不一定就好,但一個沒有紀律的樂團,技術可絕對好不到那裡去!」即此之謂也!

遙望當年,撫今憶昔,我這個建中國樂社首任團長,略有不堪回首之感!

最後,我還要特別強調一下,建中國樂社對我個人的影響。

我雙親都沒受過教育,又沒有任何兄弟姐妹,因此個性特出,以是也沒有什麼朋友,所以開竅的很晚。少時我生性窩囊,欠缺思維與判斷的能力,不會寫作更怕演講。更糟糕的是,對這些缺點,我又都深有自知之明,以致了無自信,家庭對我的期盼卻又很高,以致數度想以自殺謝世!

參加過建中國樂社,學習了國樂後,卻改變了我的整個人生!

在建中國樂社時,我是團長兼指揮,一畢業即有幸回校當教練不說,以後陸續參加了大學、社會多個業餘或專業的國樂團,只要在國樂團裡,我不是團長也必是指揮、總幹事,總之都是領導班子。(以後又當過二十幾所大中小學及社會國樂團的教練)對一個沒有領導欲望與能力又沒有機會的我來說,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與機會。

我的在校成績很差,英文更是致命傷。但唯獨在我毫無基礎的音樂一科上,我卻不僅在技術上學有所成,在中國音樂基本樂理(官、調理論)及古譜(古琴指法譜、南北曲工尺譜、南管譜、潮樂二四譜、西安鼓樂譜、唐敦煌琵琶譜)翻譯等學術領域上,更堪稱學有專攻,且領袖群倫,兩岸知名,對音樂教本指誤的論文,屢獲教育部頒獎,又屢獲大陸學會、月刊及會議之邀請發表論文或演講。目前就只靠著一點"學人"的聲譽,在人才濟濟的中華國樂學會中,越過多位團長、指揮、主任、教授、前輩,膺選為副理事長,我深覺,這對於一個國樂界中生代,並非學院派科班出身沒有任何政治資源團隊單位為後盾,又已不住在台北的人來說,實屬難能可貴的。

當初我在校參加國樂團,多少也荒廢了學業,受到很大的阻力(我媽說:「你將來靠國樂吃飯嗎?」我的導師說:「你聯考是考國樂嗎?」)

但懦弱的我,唯獨在學習國樂一事上,卻能不顧此千山萬水之阻,義無反顧。無形中就培養了我日後堅毅不拔、不隨人是非的獨立個性。

以上三者,無疑都培養了我的信心與能力。這是造成我日後還能想、竟能說、且能寫的重要原動力。

我雖念過兩個大學科系,但最終還是回歸我的性向這行。無論南行北回中闖,所賴以維生的,竟還都是靠著我高中社團中及其後之自我進修所學。(當然時代進步、社會觀念改變、專業化國樂團成立、個人機緣等,也是重要原因)。豈不正是「靠國樂吃飯嗎?」

我現在的工作環保局,除了能利用上班時間,自己讀書進修之外,沒有一天不借重微電腦,無時無刻不在寫稿、寫稿式、譯譜。總之都是我最熱愛的中國音樂方面的工作。世上有此幸運者能有幾人?我又如何能不心情愉快、青春永駐。(同學會上那些歐基桑,歐巴桑們都非常氣我還有赤子之心這點)

而以上種種,都與我參加過建中國樂團與學習著國樂有關。所以我之說:參加了建中國樂團,學習了國樂,影響了我一生的際遇,是絕不為過的。

邱永漢說:「一個人的第一次就業,會影響了他一生的際遇。」我則更對犬子說:「一個人所參加的第一個社團,可能會影響他一生的際遇。」

最少,參加了建中國樂社,確實影響了我一生的際遇。

電視上說:「學音樂的人不會變壞」。我想無論音樂也好,武術也好,(李小龍也因學了詠春拳後,才再也沒有自殺念頭的),
甚至下棋、書畫、陶藝....等各種休閒藝能也好,只要能帶動學者的專心投注,甚至造就了成就感,都能改變一個人的思維境界
與生活品質,甚且改變了生涯規劃與性向及人生觀。

當年的建中,在賀翊新校長任內,非常重視課外活動,尤其是很多與中國文化有關的社團活動,這是很可取的教育觀點與政策,值得各教育單位與獄政單位借鑑學習。

附帶的說,在建中時,我參加國樂團及學國樂後,也不免有些副作用:我因太過醉心於國樂及國樂團,而疏於同窗,甚至到了自外於人的地步。

譬如,我班(六十七年畢業)是建中的少數文組班,人才之濟濟,日後還真出了許多政、商、教育界之名流校友。譬如
馬英九:台北市市長
趙怡:行政院新聞處處長
蘇永欽:行政院公平會父主委
王壽來:行政院新聞局國際處處長
沈呂巡:外交部註美副領事
鄭世寅:HBO世代衛視董事長
沈國榮:陳水扁中部後援會會長

而其中之絕大多數,當年在校時,我幾乎是從未與之有過交往的。(以是現在,若有本班的同學會舉辦,我只要身體尚健康,
又無要事纏身,則雖已遷居台中,也無不親自出席,以贖前愆。)

就拿「小馬哥」來說吧,記得他當年與我同班時,就坐在我的左後方。回想起來,我就似從未主動與他聊過天,或交換個人意見。

他之主動與我講話,好像也就只有那麼一次,但也還就只有那麼一句話。

那是在足球場上的一次,我是大腳後衛。一腳踢去,連鞋帶球隨腳出。我有點不好意思,但放眼四週,場內場外之眼光,均追隨足球而去,似尚無一人關注我的足下已虛。(隊友往往不等我這大腳後衝出腳,就已回身過半場去了,因此也就無緣見到我的精彩脫鞋秀)。我乃裝作若無其事,緩步拾鞋穿腳。

在此當口,「小馬哥」卻不知何時,潛身余後,湊在我耳邊,一本正經的說:「欸!老孫,您這鞋真不錯,是哪買的?」

 

發表於 2007/12/17 07:59 AM
| 未分類[] | 回應 [] | 引用[] | 人氣 [] | 推薦 [] |


我們都愛台灣←上一篇 │首頁│ 下一篇→1978 NTU
本文引用網址:

引用列表()

回應列表()